诗人写的是秦国的商鞅，实际上是联系北宋朝政，因为诗人自己也曾作变法，颇遭一些人反对。他当然是借古人古事针砭时弊，暗喻自己的决心和目的。从诗歌艺术而言，这首表现王安石政治上崇尚法治主张的小诗，虽然内容不错，理有可取，但通篇议论，只是平直说来，过于质木浅露，在诗人诗集中还算不得是好诗。但如后人曾说王安石诗“议论过多，亦是一病”（吴之振《宋诗钞》）则未免过于笼统。
王安石的诗歌，大都具有政论性，这也是他诗歌多议论的一个原因。一首好的咏史诗，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既是议论又不用议论，这需要诗人很好地掌握，对于“史”与“诗”之间的矛盾，做恰到好处的处理，因为仅仅将史实重复一遍，不成为咏史；纯是议论，则变成一篇史论，也不成为诗作。王安石的另一首七绝《乌江亭》，则既有咏史，又有议论，将“史”、“诗”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：
百战疲劳壮士哀，中原一败势难回。
江东子弟今虽在，肯与君王卷土来？
这首小诗虽为议论，但兼有敍事描写与感情的色彩，读后令人回味。诗人对史实并没有做简单的概括，而是通过艺术形象的描写与塑造，通过对西楚霸王项羽身世的感叹，把诗人自己的感情用意隐寓其中。“江东子弟今虽在，肯与君王卷土来？”这种运用形象的描述来抒发的议论，韵味很浓，不独是议论，而是诗化了的议论，可见诗人技巧之高超。
好的议论诗篇，是浓郁的政治抒情诗。王安石的一些咏史诗便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政治抒情诗。他能透过流俗和成见所播撒的迷雾，表达出某些新颖独特的感受，如《贾生》：
一时谋议略施行，谁道君王薄贾生？
爵位自高言尽废，古来何啻万公卿！
诗人罢相以后，新法继续推行。这里借贾生的身不见用，而建议被采纳，以表明自己不计较一己的得失，其风格显然是高尚的。王安石受到宋神宗赏识、提拔和支持，在保守派、顽固势力的围攻之中，坚持推行新法，取得显著成绩。宋神宗对他付托之重，信任之专，在历史上是罕见的。这种君臣之间罕见的相知相惜，使王安石对宋神宗充满感激，也对这种知遇之恩和改革中取得的实绩感到自豪，因而对汉文帝和贾谊这些历史人物的关系也有超出常人的深刻体会，能够对他们做出正确、实事求是的评价。诗人在诗中流露了不计个人进退，但求谋议施行的怀抱，其现实性是很明显。
从王安石诗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诗歌中的议论，当它用得恰当的时候，并不排斥诗歌的形象性，反之，它还有助于形象性，使之更为丰富。当我们读到“爵位自高言尽废，古来何啻万公卿”这种充满激情而又非常深刻的议论的时候，难道从字里行间看不出王安石的政治家形象吗？难道这种议论不就是诗人精神有机的组成部分吗？
王安石的咏史诗中，很多就是这位政治家自己坚持改革、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的自白，如《谢公墩》二首：
我名公字偶相同，我屋公墩在眼中。
公去我来墩属我，不应墩姓尚随公。
谢公陈迹自难追，山月淮云只往时。
一去可怜终不返，暮年垂泪对桓伊。
谢安，东晋政治家，字安石，字恰与王安石名同。王安石哪里是在说谢安？他正是在说他自己！罢相，也就是与政治生活告别，这在王安石是决不甘心的。“王介甫安于投闲置散的生活，在他的诗中，愤慨、悲凉的调子也时时可以听到，而且往往更为激越和撼人心弦。”（黄裳《王介甫与金陵》）
咏史诗中，最著名的莫过于这首七律《读史》：
自古功名亦苦辛，行藏终欲付何人。
当时黯暗犹承误，末俗纷纭更乱真。
糟粕所传非粹美，丹青难写是精神。
区区岂尽高贤意，独守千秋纸上尘。
王安石熟读史书，对史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此诗便是他读史后的心得。诗中提出史籍记载往往难于凭信的问题。“糟粕所传非粹美，丹青难写是精神”，不仅是诗人对历代史籍的真知灼见，而且也包含着他对现实生活中毁誉不一的真切感受。